<>郑斌首先把信给江总工看。江总工一听说是给外交部钱部长的信，大张的嘴巴久久也合不拢，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他不敢擅自表态，又带着郑斌去见陈正。
陈正也是大吃一惊，但看完信以后又平静下来:”郑斌，你说说你写这封信的想法。“
郑斌说：“陈矿长，江总工，我认真想了想，尹主任说的那个外交部的指示，未必是钱部长的意见，或者说，未必是外交部领导集体讨论的意见。“
江总工非常惊讶，这一辈子，他怀疑过很多技术问题，也曾经为技术问题跟领导争执过，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领导。
陈正却饶有兴趣的鼓励郑斌：“继续说。“
“陈矿长，江总工，我观察，有很多干部做工作，处理问题，基本都是照本宣科，以前怎么做的，现在仍然怎么做，形成了惯性，依赖性，并不会去考虑客观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前遇到这类问题，外交部门可能就是这样处理的，要企业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做出牺牲。
但现在改革开放了，国企也改革了，国企现在是有部分财产权的独立法人了。而且外商现在也是鱼龙混杂，不良外商多的很。
当内外资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本应按国家法律处理，一味地说要考虑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要内资企业忍让，甚至牺牲经济利益的做法，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就好比我们过去经常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有的人拿它当教条，甚至当做行为准则；但是外国人不过是拿它当外交辞令，当个漂亮话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自缚手脚呢？
说外交部的指示，准确的讲，是外交部某个官员的意见，比如说某个处长或者司局长的意见。所以，我想给钱部长写封信，把我们这里的情况，以及我们的疑惑和困扰，完整的、真实的告诉他。“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相信钱部长看了这封信，一定会有个态度。“
什么态度？郑斌没有说，但陈正和江总工心里都明白。
陈正最后说：“这封信先放在我这里。我再想一想。“
江总工、郑斌一走，陈正就马上叫车赶往省城。
冯厅长看了信，又听陈正介绍了郑斌写这封信的想法，不禁感慨：“这个年轻人真是可以，不仅敢想敢做，而且会想会做。这种点子，叫我们这些老家伙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老陈啊，这是个人才，好好珍惜。“
“我有数。”
“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办？”
“我给部办公厅打电话，请他们帮忙办。”
办公厅是处理公文的机构。各个部的办公厅都会有一些公文往来，相互之间也会熟识，办这个事有资源。
“老陈，我看你也不要打电话了，直接进京到部里去。当面好办事，你就坐在办公室里催他们办。
不然，你在这里打电话，办公厅的那些老爷们马虎你个十天半月还算是好的。要把你急得吐血。”
陈正也不犹豫，买了飞机票当天就赶到了北京。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陈正就到了冶金部办公厅，跟办公厅王主任说明情况，并请办公厅帮助办理。
人当了面，无可推托。王主任马上跟分管的副部长汇报，随后又跟部长汇报。
两位领导即召见陈正，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也听陈正介绍了郑斌写信的想法。两位领导都同意办公厅想办法把这封信放到钱部长的办公桌上。
冶金部领导一直跟踪了解大里山铁矿与外商谈判的进展情况，对外交部横插一杠子的做法很有意见。但他们又不好说，因为牵涉到外交，牵涉到政治，弄得不好会挨批评。
现在郑斌出头说话，正好，他们就借郑斌的嘴来表明他们的态度。
钱部长看到这封信，他一定知道，这封信是不可能通过邮局送到他这里的，一定是冶金部办公厅想了什么办法。
所以，钱部长会想到，这封信也代表了冶金部的态度。
但郑斌是个毛头小子，一个刚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助理工程师，就算说了什么过头的话，也没有哪个领导会去追究他。
这样，冶金部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给外交部施加了影响，又不至于使自己承担责任。
两位部长表了态，办公厅当大事去办，当天就稳稳妥妥的办好了。
王主任告诉陈正，明天早上上班时，那封信可以确保出现在钱部长当天应阅的文件夹里。
果然，第二天中午，外交部办公厅来电话，说钱部长在那封信上作了批示，请冶金部过来取复印件。
原件由外交部存档。复印件也有效力，可以封住省外办那个女人的嘴。
下午，办公厅派人取回来钱部长批示的复印件。
钱部长在郑斌的信的末尾批示：“要坚决支持企业对外商的正当索赔。外交工作要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的两个实际。”
仔细看钱部长的批示，“坚决”二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显然，钱部长是要加强语气。
细细品味钱部长的这两条批示，不像是对郑斌的信就事论事的给个说法，而是对外交工作的一个指示，尤其是第二句话，应该还含有批评的意味。
王主任过来，低声跟陈正说：“听那边的人说，给你们省外办打电话的那个副司长挨了批评。
但他喊冤，说他并没有说让大里山铁矿放弃惩罚性赔偿的话，他只是向省外办通报那个国家外交官来访的情况，并顺便了解大里山铁矿与外商谈判的情况。”
陈正诧异：“可是省外办说他们有电话录音啊。”
“那位副司长也说他有电话录音。”
又是一件扯皮的官司，陈正懒得深究：“王主任，我这次大有收获，真要好好谢谢你。今晚我们好好喝一顿。“
陈正请部长请不动，就请了王主任以及一帮子经常打交道的司局长处长们，摆了三桌。
当天晚上，陈正大醉。
陈正回到省城没有耽搁，只是把批示的内容告诉了张秘书长和冯厅长，然后就直接回矿上了。
陈正一回到矿上，马上召集领导班子开会，传阅钱部长的批示。直到此时，其他矿领导才知道郑斌给钱部长写了信。
领导们看了钱部长的批示都很高兴，决定重新启动索赔程序。
这一次，领导们就不会给外商留面子了。他们不再通知那家外企，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
大里山铁矿在双回县境，考虑到本案的复杂性以及涉外，经省高院协调，改由彰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市中院立案后，即向那家外企寄送了传票。
如果他们不应诉，市中院可以缺席审判。如果他们再不执行审判结果，市中院将把审判结果转给省高院，省高院再转给最高法。
最高法就会协调外经贸部、海关、中行、外管局等相关国家部门，对这家外企在国内的业务全面封杀。
这个结局是他们绝对承担不起的。
果然，外商的谈判团很快就来了。他们提出，大里山铁矿先撤诉，然后双方坐下来谈判。
但这一次大里山铁矿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大里山铁矿这边没有人见他们，只有原来的两位律师跟他们联系。
两位律师态度强硬，说我们的索赔条件不可更改，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就签协议，庭外和解。否则，就走司法程序。
外商终于服软了，同意大里山的全部赔偿条件。双方签订协议，庭外和解。
不久，两部分的赔偿款全部到账。同时，外商为了保住在国内冶金系统的业务，又送给陈矿长一辆新款的丰田牌巡洋舰越野车。
不打不识相！
郑斌也因其出色的表现，被矿上破格提拔为二号井三工段的副工段长。其时，他毕业分到大里山铁矿工作还不到一年。
郑斌却高兴不起来，他觉得整件事有点荒谬。
到底是谁下的指示要他们放弃惩罚性赔偿的呢？这个事至今也没有人追究。
外交部既不是大里山铁矿的上级，更不是冶金部、雪松省的上级，仅仅是几句“国家友好”、“讲政治”等空洞的口号，就吓唬住了一大批有级别的领导。
外商很团结，为了经济利益，他们的外交官都可以说假话。反观我国，像尹主任那样的人，哪里把企业放在眼里，尽管他们吃的穿的都是企业给他们的。
这一次事情最后的解决，是得益于钱部长的批示。可是国家有多少事能够得到部长的批示呢？
这一次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偶然的。如果从必然的角度讲，这个事情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郑斌不敢往下想。
在“讲政治”的压力下，人格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