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发现特殊装置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里山铁矿，矿上所有领导都到了四号井现场。
“郑斌，现在能不能确定是什么装置？”
“现在还不能，我还是想请矿冶学院的老师来看一看。”
“你怎么能确定这个装置就是设备的问题所在？”
“我现在可以确定这个装置是人为的、故意设置的。
因为这个装置是用螺丝固定在电动机的底部，而电动机的底部是铸铁的。如果不是事先钻了螺丝眼，就没有办法用螺丝固定。
而且，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装置，完全可以安装在一个方便的部位，为什么要安装在电动机的底部？非常不方便安装和维修。所以，安装这个装置的人一定是不希望别人发现这个装置的。
至于说这个装置是不是问题所在，那要把这个装置拆卸下来，经过检验才能知道。我个人认为，这个装置就是设备的问题所在。”
第二天，矿上请来了矿业学院的几个教授。范佳磊教授看了以后说：“这个小盒子里面可能有两个装置。一个是闭锁装置，一个是延时装置，两个装置串联。
延时装置的设置时间可能是六个月，六个月以后延时装置启动闭锁装置。
闭锁装置与总控系统连接，会抑制总控系统，使设备处于半闭锁状态，生产能力当然就达不到负荷指标。”
矿上领导就在四号井现场开会。陈正要郑斌发表意见。
郑斌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设备质量问题，而是外商恶意所为。
他们另外设置一个装置，控制设备的运转，使设备达不到设计生产要求，使我们误以为是设备出了问题，只好请他们过来维修，他们就可以赚取高额的维修费。
可以设想，当我们请外商来维修时，他们会说，因为工人操作失误，致使某个零部件甚至某个子系统损坏，需要更换新的，而实际上这个零部件或子系统根本就没有问题。
当我们同意更换新的零部件或子系统以后，他们就会趁我们的人不在时，重新调整延时装置，比如再延时六个月或一年。
延时装置重新延时后，会解除闭锁状态，设备运转就会正常，使我们以为是他们修好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地、循环往复地诈骗我们的钱。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好向外商提出巨额索赔的司法准备。“
“向外商索赔”而且还是“巨额”的，在座的矿领导都震惊了。
“郑斌，你继续说，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要有顾虑。”陈正及时地鼓励他。
那个年代，外商，尤其是那些所谓友好国家的外商，在国内，那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只有他们向我们要赔偿的，没有我们向他们要赔偿的。
那些官员，高喊着开放的口号，把洋人捧着，供着，哪里把国人放在眼里。
郑斌可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束缚，他只会按事实行事:”各位领导，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这次是外商恶意另设控制装置，因此我们的索赔应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设备不能满负荷运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二是惩罚性赔偿。即对外商另设控制装置的恶意行为施行的罚款。
这部分罚款索赔没有参照标准，可以漫天要价。“
在座的矿领导都兴奋了，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江总工首先发问：“郑斌，你有没有初步想法？“
“各位领导，第一部分的赔偿可以计算出来。
第二部分的惩罚性赔偿，我想这样开价，
一、把这套设备的全额货款赔偿给我们；
二、在以后十年里免费向我们提供这套设备易损易耗的零部件。“
“好大的口气！”不知是哪位矿领导说了一句。听那语气，绝不是讥讽，而是赞赏。
全额货款赔偿就等于是免费送给我们这套设备。以后十年免费提供易损易耗的零部件，虽然以后谈判时外商会给定一个范围，但仍然是一笔很大的钱。
郑斌继续说：“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要把这个装置拍摄下来，以作为向外商索赔的司法证据。”
“可以，我们可以请省高院的司法鉴定中心来拍摄。”陈正说，”郑斌，这个索赔有多大的把握？”
“陈矿长,我们可以先把拍摄的证据寄给外商，并通知他们，我们准备司法起诉。外商一定会前来谈判。
当然,他们不来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当我们向法院起诉时，我们还会做两件事，
我们会将这个恶劣的事件知会国家外经贸部，协调外经贸部将该外商企业列入我国外经贸部外商进口企业黑名单。
一旦列入外经贸部黑名单,，这家企业在国内的业务就没法做了；而且还会引起连锁反应，正在谈的合同或者刚刚谈好的合同，都会引起变数。
我们还会将拍摄的证据交给外国的报纸、电视台等有影响的媒体，包括他们本国的媒体。他们能不害怕？
这一次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恶意所为，他们根本不敢公开。“
大里山铁矿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向外商索赔事宜。与会领导一致同意向外商提起索赔。
会议责成矿财务处会同四号井测算第一部分的赔偿金。对于第二部分的赔偿
金，会议一致同意郑斌提出的赔偿要求。
很快，财务处和四号井测算出第一部分的赔偿金额。
大里山铁矿就对外商提起索赔以及赔偿金额事宜，形成正式报告，上报国家冶金部，并送呈雪松省冶金厅及雪松省政府。
省冶金厅会同大里山铁矿会商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外经贸厅。冶金部也向国务院分管领导汇报，并会商国家外经贸部。
这是长国人志气的事，各方面都相当支持，对外商表现出强硬的团结姿态。
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80年代的那些事。
现在，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索赔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可在那个年代，对外商的索赔，弄得不好，就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所以，一家企业的索赔，冶金部还要专门跟国务院分管领导汇报。
外商随即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谈判团，有很多高级律师。
郑斌则作为大里山铁矿谈判团团长陈正先生的特别助理，全程参加了谈判。
外商聘请的那些律师也不枉“高级”的名号。他们一上来，就否认那个装置的存在。
在他们洋洋洒洒的法律语言中，暗示那个装置是我们对他们的栽赃诬陷，指责那个装置根本就是大里山铁矿装上去的，是有意要讹他们的钱。
那几位律师都是香港的，很有气势。他们的讲话中有一连串高深的法律词汇，还不时在话语中夹杂着英语；有时语速快了，就变成完全的广东话，没人听得懂。
大理山谈判团也有两位律师，是省高院特意推荐的两位资深律师，但显然他们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并不多。
面对那几位香港律师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们不知不觉就矮了一截，好像不是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而是理亏似的不停地解释和辩解。
郑斌知道，如果任由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那这个谈判就中了他们的招儿。他必须要把这个谈判拉到我们的轨道上来。
他决定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