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军机大臣之外，清廷还有四个重要的官职，就是北洋大臣、总理府衙门、直隶总督、武卫五军总节制。在甲午以前，除武卫五军总节制之外，其他三个都是由李鸿章一人兼任。
其中算北洋大臣的责权极大，理论上来说可以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这样重要的职务，自然是交给满人，因此由庆亲王出任。
总理府衙门最初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它管理，和北洋大臣有相当一部份重合，主要是因为在曱午以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李鸿章兼任，现在又回归到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当然是由这方面最在行的李鸿章负责。
武卫五军总节制实际是总督北京的军队，职务虽然不高，但却是至关重要，一向都是荣禄出任，现在当然也不例外。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未入军机，因此看似满汉平分秋色，但实际是满人稍胜一筹，慈禧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主要的持政官员确定下来之后，慈禧又以光绪的名议，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诏书】，又称【辛丑变法诏书】，正式宣布清廷变法，对清廷以前的做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且要求各地官员，都可以对朝廷的制度提议改革，这也就是旧时空著名的清末新政。
同时清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理变革新政的机构，叫督办政务处，负责办理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等变革事务。由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王文韶、赵舒翘、鹿传霖、瞿鸿禨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参预。负责制订“新政”的各项措施，接受各地官吏章疏，办理全国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商务、邦交、刑律等事务。
其实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就己经开始反思以前的做为，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朝廷的制度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死守着老一套，大清非亡国不可，何况现在朝廷的大患可不仅仅是洋人，身边还多了海外华人这只猛虎，而且海外华人对朝廷的危胁更为巨大。
现在慈禧也十分后悔，绕了一圈最后还是绕到变法这条路上，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其实从慈禧心里来说，并不排斥变法，把她说成是保守派，也未免有些冤枉，如果慈禧真的保守，也就不会有洋务运动了，而慈禧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正是由于戊戌变法威胁到了她的权力，因此慈禧才毫不犹豫的废掉变法，囚禁光绪，但现在想来，当初到不如由自己来主持变法，一来不会由光绪乱来，二来也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但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再回头拾起变法这面大旗来。
当然，清廷回京之后，天津分治的问题也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海外华人暂时不会和朝廷翻脸，但漕粮、税银的运输问题却是要马上解决的，于是慈禧立刻下令，命令直隶总督袁世凯立刻与海外华人进行协商，尽快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
袁世凯也不敢怠慢，立刻向天津发公文，要求立刻进行协商，落实青岛密约中关于天津分治的协议，而李松晨接到了袁世凯的公文之后，也马上向华东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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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夏博海呵呵笑道：“清廷的这份诏书写得到是不错啊，检讨总节的确实很深刻啊。”
肖建军道：“检讨深刻有什么用，关建在于怎么做？”
王云鹏点了点头，道：“秦政委，你怎么看清廷的这次新政，有可能成功吗？”
秦铮摇了摇头，道：“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机率绝不超过5％。”
收到了李松晨的报告以后，华东政府立刻招开行政会议，协商和清廷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本来这种行政会议，秦铮不应该出席，因为他是立法机构，但青岛密约是秦铮出面和李鸿章谈定，而且秦铮又熟知历史，于是还是请秦铮来参加这次行政会议。
王云鹏道：“政委，为什么清廷的新政成功率不高呢？”
秦铮道：“首先变法的动机就不纯，不能说慈禧搞新政没有为了清廷富强的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持慈禧的权力，这就注定了新政几乎不可能触及到清廷制度的根本，皇权专制，而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如科举、军事、财政、官制等方面做修正。当然任何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改革简单的，后改困难的，也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旧时空里就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只要给淸廷足够的时间，清廷是可以完成这次变革。这样的说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就在于清廷没有时间了，因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让清廷的威信力降到了最低点，民众，主要是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己经失去了慢慢变革的耐心，而是寄望于急进的一步到位的变革，这就势必会激起朝廷和满族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清廷的迅速灭亡，因此在旧时空里，清廷的灭亡绝不是偶然，而是一次矛盾的总爆发。在本时空里，淸廷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是不会让清廷拖到1911年的。”
这时夏博海道：“清廷的事情就不用我们操心，而是现在该怎么办？”
财政委员贾振召逍：“天津分治的问题是在青岛密约中就己经谈好了的，现在也应该兑现了，失去一个天津老城，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天津的中心在原租界那一块，而上海新区，还有航运权才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上海新区是我们在上海的一个窗口，作用基本类似于旧时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香港，甚致比香港更大，因为上海新区是属于我们的地盘，一切的收益都是属于我们的，而航运权的利益极大，我们的五年计划、还有造舰计划要实现，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这两个部门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越快越好？”
王云鹏道：“上海新区的负责人己经选好了，但负责航运的人选还沒有定，另外要经营航运，首先还要成立一个航运公司，现在才开始着手，来得及吗？”
建交邮委员游明钱道：“我看也并不算太难，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支运输船队吗？而且实际己经开始经营青岛到天津的海运业务，包括一部份天津到上海的航运业务，就以这支船队为基础，组建航运公司，而船队的负责人，就可以出任航运公司的负责人啊。”
民事委员张玉明摇了摇头，道：“我们己经制定了用人制度，面对全体人员招聘，而且过程完全公开透明，还是应该按制度来办，别把规据搞坏了。”
夏博海道：“我同意张玉明同志的意见，然定下来了制度，就要按制度执行，马上组织航运公司负责人的招聘。”
王云鹏道：“现在招聘来得极吗？”
秦铮道：“当然是来得极，首先是天津分治的协商谈判总要几天的时间，而航运权的谈判，也要几天时间，加起来就足够我们招聘了，如果实在是来不及，先让运输船队去接管，代理几天，等选出人来再正式上岗也不迟。”
夏博海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决定了，民事委员会马上组织招聘。通知李松晨，约袁世凯到天津来，按照青岛密约的原则和清廷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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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了李松晨的通知以后，袁世凯立刻赶到天津，准备和李松晨协商接管老城的手续。
那知到了天津以后，袁世凯才发现天津老城的城墙己经被拆除光了，只留下四个城门楼和门楼两侧约20米左右的城墙。而在原南面城墙的原址上，己经建好了一条平坦宽阔的道路。虽然拆除天津老城的城墙，是青岛密约达成的协议，但袁世凯没有想到海外华人会动手这么快，一下子就把城墙全拆了。
虽然穿越者决定把天津老城交还给清廷，用以交换上海新区，但城墙的存在，对天津新区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一但和清廷爆发战争，清军在城墙上架起火炮，火力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新区。而且天津城墙十分坚固高大，以目前的*威力，很难用火炮轰开天津城墙，因此必须将城墙拆除，才能确保在战争发生时，对天津新区的威胁降到最低。
而穿越者抢先将天津城墙拆除，一则是怕将老城移交给清廷之后又生出新的变故，干脆就自己先动拆了；二则是拆除城墙之后的砖块是极好的建筑材料，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可以用于天津的基础建设，而且还有一部份运到青岛，用于行政区的建设。而留下城门不拆，是应一部份穿越者的要求，理由是古城墙属于文物建筑，理所当然应刻保留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