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了，那红被杨芳留了下来，继续围绕维护稳定工作商谈明天的全校老师动员大会。这样的事情，那红也不敢开玩笑，虽然不愿意接这项工作，但也不敢违背大形势去公开地反对。那红也知道这项工作很难做，在与杨芳商量的时候，也不禁抱怨道：“杨校长，我没那个能力，真做不好这件事。这常务副组长，也只有方校长能做得了，我一没方校长的背景，二没方校长的能力。”杨芳说：“那校长，这是校务会讨论决定的事，大家都觉得你最合适。”那红说：“这个杨英贤，跟方圆穿一条裤子；那个邱正轩也不敢得罪方圆；那个戴良花，更是一个不得罪人的老好人。明明这只是方圆的意见。”杨芳说：“不对吧，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那校长，其实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与其他几位相比，在这所学校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学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方校长虽然能力强，但来学校才1个月，根本不了解学校的历史渊源，哪些历史遗留问题，也根本不清楚。”那红说：“那我可以协助方校长来做。方校长有不明白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实。”杨芳说：“可是方校长要跟着市教育局先模老师巡讲团到各地巡讲作报告，天天都不在学校。”
杨芳说得也入情入理，那红只好自我解嘲：“我怎么就那么倒霉。杨校长，我可是丑话说在前面，我能力有限，要是这件工作没有做好，你可别怪我。”杨芳说：“翟局长讲得很清楚，如果东州教育系统在维护系统内稳定和谐方面出了任何问题，他都责无旁贷地承担领导责任，具体负责的冯处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哪个学校、哪个部门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谁也逃不脱，该免职就免职，该处分就处分。在学校这个层面也是这样，如果维护稳定工作出了问题，我该负领导责任，也是责无旁贷；具体的工作由你来做，局党委怎样处分，由局党委来决定。”那红欲哭无泪：“鸳校的这些烂事，我哪里管得了。刘明是前校长，他要是上访，我能管得了？赵巧巧虽然说是68中的人，但似乎也与5中有关系，要是出点状况，那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状况。”
杨芳当然也头痛刘明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要讲党性。杨芳说：“维护稳定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不能只盯着一个人，或一件事，要想到方方面面。或许你盯紧的刘明校长，可能根本不会出事，而你没有盯紧的其他人，或许会闹出事情来。”那红说：“这工作没法做。”杨芳说：“这是政治任务，没法做也要做。如果全局教育系统，个个都像你这样，那咱东州教育的稳定工作还怎么开展？”那红说：“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只想自己别犯错误。”杨芳冷冷地说：“你违背组织的安排，不愿意接受组织交办的工作，这是组织错误；你不肯为维护东州教育、东州5中的稳定工作出力，你这是犯了政治错误。难道你真地愿意犯这个错误吗？你是否想过，犯这个错误的后果是什么？难道你真地想通过汗水和付出所达到现在的地位白白交待了吗？你是一个党多年教育的同志，也算是一名有着十几年党龄的同志了，怎么能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如果你不想担负这个责任，可以，你去当普通音乐老师，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否则，要当这个副校长，就要担负起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承担的责任！”那红说：“我没有不想承担责任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压力太大了。”杨芳说：“你压力大，我压力大不大？我们的压力还仅仅是东州5中一所学校的压力，而翟局长和冯处长所承担的压力，是不是比你、我更大？市委王书记和市政府宋市长，他们的压力可是全东州各个方面、500万人口所带来的稳定压力，他们的压力大不大？那红同志，维护稳定的这项工作交给你来做，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是学校班子成员对你的信任，你要辜负了这样的信任，合适吗？”那红说：“我真倒霉，从今天开始到10月21日*结束，再没一天能睡安稳觉了。”杨芳不再理睬那红的抱怨，说：“那校长，明天要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全面部署我校的维护稳定工作。我要宣读市教育局的文件，你想一想，要讲哪些内容，拿出初稿来，给我看。今天晚上加个班吧，晚餐就到学校对面的饭店吃，你签个字就可以。”那红神情惨淡：“啊，还要加班啊！我晚上已经约了朋友小聚。”杨芳心里现在对那红也是极度厌恶：“个人的事情，服从集体的事情。你的朋友聚会，改个时间吧。今天晚上，我也陪着你加班。”
在杨芳与那红谈话的时候，方圆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忍受着煎熬。父母周六要回通化了，这买票的事情要抓紧。应该说，找邵可卿是最方便的，从东州到上海，再从上海转到通化，这一路下来非常方便。如果从东州到沈阳，再从沈阳转车，恐怕两个老人如果没有人来接的话，能不能坐上回通化的车，还不知道呢｜何况，没有邵可卿的关照，老人的吃饭问题也是个麻烦，天气这么热，自己带点吃的喝的，路上吃坏了肚子，可怎么办？更何况，哪怕是给老人再多的钱，老人恐怕也是舍不得吃火车上10元或15元一份的盒饭的。所以，必须找邵可卿。但方圆的心里有芥蒂，自从听了孔子田讲了邵可卿的事情之后。
终于想通了，该联系还是要联系，哪怕不做情人关系，就是做朋友关系，也好。方圆拨通了邵可卿的电话：“姐，我是方圆。”邵可卿其实一直在等这个电话，心里还在奇怪：这方圆的父母跟方圆说了她的事没有？她做了那么多，这方圆也应该好好地感谢感谢她啊！这新的一天都快过去了，方圆怎么还没有打来电话呢？邵可卿是很想给方圆打个电话，但精于世故的她太明白了，如果她打电话给方圆，就有一点求着方圆夸赞她做得好的味道。所以，她必须等。现在，这个电话来了。邵可卿现在接到这个电话，还是很开心：“弟，怎么现在才打电话给我啊？”方圆说：“今天，我没有去巡讲，而是到了学校。今天一天，我备课花了一节课时间，上了两节课，批作业花了一节课时间，听了两节课，评这两节课又花了一节课时间，接着学校又开办公会，研究工作。我就是到现在，才刚刚抽出一点时间。”邵可卿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心疼的感觉：“弟，你上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工作吗？”方圆说：“是啊y本上天天如此吧。”邵可卿说：“天长日久，这样会把你累坏的。你不要太拼命，要学会干工作，把能分出去的工作给分出去。这当领导，*他老人家讲得好，一是要出主意，二是要用干部。出主意，就是拿出对策，拿出方向，确定方向。用干部，就是用好下面的人。姐姐我也算是一个领导干部，东州铁路2万多职工，如果我事无巨细，就是累死我，我也干不完工作啊！我的观点是：能够这些科级干部干的事情，我不干；能够安排股级干部干的事情，让科级干部去安排。我只要把握住东州铁路的大原则、大方向，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来干工作，我前天和昨天，又哪里有时间陪爸妈去逛东州呢？弟啊，你这样累，我的心里真地很心疼啊！不能这样干，要学会分出去，你只把握大方向、大原则，把手下直接管的人管好，就可以。”
发自肺腑的话语感染着方圆，这个邵姐，对自己真好啊！同时，也提供了工作方法的指导，这个指导是很对的，确实不能这样工作，这样工作，就累死了。方圆说：“姐，谢谢，你对我真好。”邵可卿说：“我可不希望我的小老公累坏了身体，那样我就不会不快乐，也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了。”
这个一语双关，方圆还是听明白了。方圆说：“姐，我以后就要逐步地使用姐教的工作方法。不过，这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一时放手，还放不下。”邵可卿说：“这个必须要学而且要用的。真正的领导干部，都是这么做的。想想东州的市委书记、市长，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能管得好东州市吗？想想清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能管得好清江省吗？想想咱们敬爱的总书记和总理，如果不用这样的工作方法，能管得了全中国吗？把工作分出去，不仅仅是降低了自己的工作负担，更重要的是，承担这项工作的下属，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器重与信任。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领导，往往与下属的关系，都会比较紧张，他自己也会很累。”方圆深以为然：“姐，说得太好了。”邵可卿说：“我这也是20多年的工作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方圆说：“谢谢姐，谢谢你对我的指导。同时，我还要非常非常感谢姐在过去两天陪我爸我妈游览东州。我爸我妈，对你的印象非常好，也对你非常感谢。我爸我妈还说，你这几天花了好几千块吧，要我把钱还给你，不能花你的钱。”
邵可卿的心咯噔一下：“弟，怎么这么见外？你爸你妈，也是我爸我妈，我把二老当作自己的亲爸亲妈，花一点钱，做一点事，完全应该啊9谢什么谢？”方圆说：“该谢还是要谢！我总觉得，从我们认识以来，总是我亏欠姐姐的多，而我没有为姐做任何事。我心里真地觉得很过意不去。”邵可卿说：“谁说你没有为姐做事，也做了很多啊！至少，你让姐从孤单痛苦的生活中走出来，享受到了爱情的阳光，沐浴了爱情的雨露，也得到了很多的快乐c心里明白着呢！弟对姐越好，姐就是为弟做更多的事情，也是心甘情愿，乐此不疲的。”
方圆的心里真地很矛盾。这邵可卿对自己是真好啊！虽然她的话里总是在暗示着一些别的信息，但她确确实实地真心地为他做了许多的事情，这个是无法否认的。可是，为什么自己的心里却无法放得下邵可卿这20年来陪不同领导睡觉这件事呢？难道自己的心里也存在着夫唱妇随的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吗？也不愿意戴绿帽子吗？可是，这又怎么算得上是戴绿帽子？人家和自己并不是夫妻关系，而自己已经给妻子孔双华戴了好几顶绿帽子了。
方圆的心很乱，想一刀两断，却舍不得；想像以前那样友好，却心怀疙瘩。方圆说：“姐，你对弟的好，弟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有机会一定会加倍的报答。我爸妈这个周六要回通化了，还要麻烦姐给买好票。如果路上能够照顾照顾我爸妈的生活，那就更好了。我的想法是，让爸妈坐到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转乘从上海到通化的火车。”
邵可卿似乎感觉方圆的态度里有一些不对劲，但也似乎没有什么异常。邵可卿说：“放心吧，弟，爸妈的事也是女儿的事。这一次，我准备亲自把爸妈送到上海，在上海安排好到通化的车以后，再回来。弟，你今天是不是太疲劳？你休息休息吧。等票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方圆说：“好的，姐。谢谢了。火车票钱等我给你。”邵可卿说：“你这是什么话？你要再跟我提钱的事情，我就生气了。”方圆心里依然难以释怀：“姐”邵可卿说：“既然我是你姐，你就不要再跟我见外了。我是你姐，我也是你的女人，爸妈的事，我一定会办好。”
方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