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