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查税的是龚岭税务所的副所长俞进。
饶佳云告诉郑斌，过去查税都是专管员来，俞进从没有来过。
这次他亲自来，查的很仔细，但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在查出来的问题，都是高会计已经发现的问题，比如收到现金货款不入账等等。
这次所有的问题加在一起，要补交税款40多万，另外罚款5万。
这个结果并没有让郑斌意外。通过俞进这一次查账，可以说财务方面比较干净了，郑斌心里的又一块石头落地了。
新的职工食堂有两层楼，二楼有几个包间。食堂做了一个羊肉汤锅，满屋子都是羊肉的香味。
和俞进一起来的，还有税务专管员钟恩成。
郑斌和俞进握手，笑着说：“俞所长好年轻啊，你以后前途无量。”
俞进也笑着回敬：“郑总，我听说你是1967年出生的，我还要大你两岁。你才真是前途无量，这么年轻就已经有了这么大一间公司。”
俞进又对着饶佳云说：“你们郑总以前是大里山铁矿的名人。他大学毕业到大里山工作才一年时间就当上了副工段长，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他要是走仕途，同样也是前途无量。”
郑斌哈哈笑：“俞所，我看你是入错了行，不应该搞税务，应该去搞情报，做个特工最适合。”
大家都笑起来。
俞进问：“怎么没看到何总监？”
饶佳云说：“刘总和何总监，还有张总都回家去了。今年春节，我们郑总在矿上值班。”
俞进笑着说：“郑总大公无私，体谅下属。”
郑斌说：“我没有那么高尚，因为我已经把我父母亲接过来，他们就住在县城里。所以我就让刘总，张总他们提前回去，他们也有一年时间没有回家了。”
几个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说着闲话。
郑斌说：“俞所，5万元的罚款是不是多了，还麻烦你考虑一下。”
“郑总，我们罚款都是有标准的，不是由我们自由裁量。罚少了我们会挨批评，罚多了上面也会追问。
我们税务局和你们企业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真的把你们搞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税收上差一块嘛。”
“俞所，我不是说5万的罚款多了，而是说，这些问题都是龚岭矿发生的，不是我们正大矿发生的。从这个角度，请税务部门考虑一下。”
“郑总，从你的角度这样考虑问题没有错，但我们税务部门不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征税的对象是企业，不管这个企业的老板姓张，姓李，只要这个企业的实际存在是延续的，我们就视作一个征税对象。
请郑总理解我们税务部门的立场。”
“余所，生意难，赚钱也难。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更加难。”
俞进有兴趣：“郑总，你说‘更加难’是什么意思？”
“我们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相比，总是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方税收征管，对国企就会宽松，对我们相对严厉。
俞所，你凭良心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郑总，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俞进聪明，并没有顺着郑斌的话，而是绕了个弯子。
“怎么讲？”
“郑总，我估计你是不懂税法。
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增值税，营业税上没有区别，但在企业所得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
1984年9月，国家发布《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大中型国营企业所得税实行55%的税率，小型国营企业适用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
1985年4月，国家颁布《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集体企业所得税适用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级差标准与小型国企相同。。
1988年6月，国家颁布《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为35%。
按照国企和集体企业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私企35%的税率对应的年所得额是1万至2.5万元；如果全年所得额在20万元以上，企业所得税税率就是55%。
正大矿现在几个月的所得就超过了20万元。如果你是国企或者集体企业，就要执行55%的所得税率；而你是私企，就只适用35％的所得税率。
你还说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哪里不公正了？至少在税收上，国家是在照顾私营企业，在有意识地放水养鱼。”
郑斌刚做企业，又一直忙于事务，对税务了解很少。他没有想到国家还这样照顾私企，不由得心生感激：“俞所，谢谢你！”
“郑总，我这个人喜欢刨根问底。你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肯定不会是空话，我想知道个究竟。”
郑斌说了刘楚龙的案子：“俞所，我国现行的刑法对贪污罪的认定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而且只限于公共财物。如果我们私营企业发生了贪污案，根本就没有法律可以制裁。
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说在法律执行上不能平等，就是在立法上都没有平等。”
俞进没有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俞进说：“郑总，既然说到平等，我给你讲一段历史，讲1953年修正税制的风波。
1952年，我们国家勉强完成当年的税收计划。说勉强，是因为有的地区寅吃卯粮，把有些应该在来年征收的税，在当年底提前征收入库了。
财政部经过分析，发现私营企业的营业税减收厉害。
经过调研，各地区反映，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沉重打击了私营工商业。绝大多数私营业主经营积极性不高，大批私企关门停业，导致市场呆滞。
另外，公企（指国企和集体企业）和私企税负不平等。私企税负明显重于公企，私营业主心理不平衡。
当年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认为，经济日益繁荣，而税收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反而是相对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中央财经委和财政部决定修正税制，从1953年1月1日起执行。
修正税制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简化税制。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取消对公企的税收优惠和减免。三是工商平等纳税。
当时的税制中，商业重于工业。比如跨省的物资流通，商业部门要交三道营业税。如果是工厂自设门市部销售，就只需要交一道营业税。”
“三反”、“五反”运动是指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10月，在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同我们国家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三反”、“五反”同样扩大化了，同样也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
俞进呡了口酒，继续说：“从今天来看，这个修正税制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税收的基本精神。
但就是这样一件对的事，却触动了最高领袖的神经，他把这样一个纯粹业务性的工作上纲上线了，定性为政治事件。
他发表指示说，‘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最后，逼得国务院总理和分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向中央写检查。而时任财政部长则多次在大会上做检讨，才算勉强过关。”
这位财政部长是老革命了。
他是山西人，1925年入党，四次被捕，两次入狱。
抗战时期，他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又组建山西新军，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领导山西的抗日战争。
他从“七大”起，就是中央委员。
建国后，他是我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第一任国家经委主任，1956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粉碎“四人bang”以后，他平反并恢复了领导职务。
晚年，他写回忆录时，谈到1953年修正税制的事，仍是唏嘘不已。<>